蔓延赛跑,留守儿童不应成为被甩脱的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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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90年代的“留守一代”今天已长大成人,并成为了“农民工二代”,而他们的子女却仍然继续在农村留守,成为“留守二代”。近年来,关注留守儿童问题的呼声不断,相关的政策文件不断出台,但据《财经》记者调查,学龄前留守儿童增多,留守年龄越来越小,单亲留守更加普遍,乡村结构基本瓦解,“留守二代”成长环境更令人担忧。

图片 1在湖南省凤凰县山江镇稼贤村小学,一名小学生课堂上认真听课。这间教室里的大多数孩子,因为父母在外地打工,改由祖父母“隔代带养”。教室里甚至有个女孩带着未入学的妹妹来上学。稼贤小学的96名学生中约有80%属于此类儿童。据官方统计,凤凰县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中,留守学生超过了一半。一位当地教师说:“他们必须学着自己长大。”本报记者
张国摄

曾经,网上有一个话题,“当年那些留守儿童,后来都怎么样了?”这次媒体的报道,在一定程度上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答案: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成了“农民工二代”,而他们子女中的不少又成了“留守二代”。这一现象的实质是,过去不少人忧虑的留守问题的代际传递,已经真实发生。

  20多年前,本报记者解海龙拍摄的那张《我要上学》的照片,触动了无数人的心灵。照片中小女孩那双充满求知渴望的大眼睛,成了反映那个时代“失学儿童”的沉重符号,后来成为“希望工程”的象征。

这些年,从各级政府到社会组织、机构,在探索解决留守儿童问题上,有不少行动和付出。如2016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首次提出要“从源头上逐步减少儿童留守现象”。但就现实而言,这些公共的努力之于留守问题解决的复杂性、根源性,还远远不够。“留守二代”群体的出现,就是一道直观警示。且如报道所呈现的,较之于十几二十年前的“留守一代”,当前“留守二代”所面临的生活环境,更显逼仄。

  20多年后的今天,当年的大眼睛已经成为都市女白领,失学也几乎成为历史。可当我们走过乡村的教室,依然会看到无数双这样的“大眼睛”。时过境迁,人们能读懂他们与20年前完全不同的忧伤——对亲情的渴望,对孤独的恐惧,因为缺乏父母的关怀而产生的对“被留守”的失落感和焦虑感。忧伤的大眼睛中,充满困惑与茫然。

一方面,随着城镇化继续推进,乡村人口进一步减少,良性的人口梯度结构已经不复存在,过去以不同年龄结构、文化层次、职业身份所建构的礼俗社会彻底瓦解,乡村社会的自我教化和净化功能更趋式微。在这个意义上,留守儿童不光面临亲情的缺失,正常成长所需要的小的社会气候,也产生了变异。我们常用“空心化”来形容一些乡村的凋败,但其给留守儿童成长带来的影响,或许仍被低估。

  在与留守儿童相关的新闻中,有太多让人无法承受的伤痛:2011年全国发生数十起重大校车事故,其中大多数发生在外出打工人群密集的县乡,而受害者多为留守儿童;安徽太湖一名12岁的少年在祠堂边自缢身亡,留下遗书称想念外出打工的父母,自缢前曾深情地吻别陪伴自己的爷爷。这些碎片化的悲剧,只是中国5800万留守儿童的一个侧面。

而在另一方面,乡村社会也在或多或少受到新兴的互联网文化的影响,在缺乏外部指引和节制干预的语境下,一些留守儿童与互联网的碰撞,显示出失序的一面。最近有媒体披露的田野调查就显示,一些留守孩子正在被游戏工业所捕获。此前也有春节返乡文不无担忧地提醒:不少农村少年正在被手机游戏“吞没”,不懂“吃鸡”居然会被视作“文盲”。

  留守一代,不应成为被甩脱的一代。

一端是包含亲情在内的正常成长生活环境出现了真空,一端是任由网游来填满由此留下的“空虚”,这种精神与物质上的双重失衡和错位,给留守儿童带来的成长性损伤,无需赘言。

  父母为孩子外出打工,可孩子却因他们外出而成为问题

针对这一问题,这些年一些地方也开始尝试设立专门的机构,加强对留守儿童的心理辅导,以及有针对性地丰富留守儿童的课外生活,增加对他们的陪护。这些措施应该说是必要的,也的确在局部带来了积极影响。但从本质上说,这些行动或仍旧未触及留守问题的根源。这也正是留守问题为何会继续产生代际传递的根本原因所在。

  中国的问题,最牵动人心的总在这个国家最柔弱、最贫瘠的地方——农村;而农村中最柔弱、最牵挂人心的地方,当下无疑集中在留守儿童这个群体。因为孩子是我们最脆弱的神经,因为农村的所有问题,最终都会折射到孩子身上:因为贫困而失学;因为不平等,他们身上被打上了一个可能影响他们一生的标签:留守儿童。

众所周知,留守现象是多种社会因素共同作用带来的社会问题,它是结果性的,而不是原因。譬如城乡二元化发展的鸿沟依然清晰可见,户籍制度的壁垒,城市教育资源的有限开放程度,这些宏大的、制度性的因素,才是塑造留守问题的根源所在。或者通俗言之,在当前的流动社会,若相关的制度安排能够最大限度支持儿女随父母一起流动,留守问题也自然得以解决。所以,正如意见指出的,彻底斩断留守问题的代际蔓延,还是得多思源头之策,在制度安排上作出更大的针对性调整。

  人们可以容忍贫穷,但无法容忍失去脱贫的希望,让贫穷在代际间传递——乡村那些可敬的父辈,本想通过自己在城市的打工奋斗,尽可能给自己的后代创造一个好的学习成长环境,让他们可以不必重复自己这代人的命运。可当他们在城市劳累一年回家后却心碎地发现:他们打工所获得的,远远无法弥补他们的离开给留守在家的孩子带来的伤害。他们的痛心在于:他们为了解决孩子的问题而外出打工,可孩子却因为他们的外出而成为问题。

留守儿童群体从来就不是孤立的。当他们成长起来走向社会,他们的生存、生活质量,其实也是我们整个社会公共生活质量的一部分。没有一种童年必须经历分离,没有一种人生必须要从留守开始。留守问题已发展到今天的代际传递,我们的公共关照和改革力度应与之赛跑,多一点紧迫性。“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留守儿童也不应该被掉队。

  这不是一两个农村家庭的问题,而是中国农村在这个改革时代的体制性缩影。留守儿童的问题,远比舆论看到和想象的更加严重,因为留守孩子的心灵创伤我们是看不到的。可仅仅看得见的那种伤害,就足以让人触目惊心。去年中秋节,有媒体曾寻访过广西一个叫温江的小村,这个人数不到3000人的村子,青壮年都出去打工了,而在出去打工的青壮年里却有100多人因抢劫而被抓。你能听到村里人这样介绍:这是阿显家,这是阿山家,他们都在服刑,一个死缓,另一个被判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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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这一代年轻人,可以说是中国第一代留守儿童,因留守而缺少关爱、缺少教育。可怕的这又是一个恶性循环,被留守的他们带着问题出去了,留下了“没有二十岁”的乡村,他们留下的孩子又重复着他们的故事。循环的不仅是贫穷,更有沉重得让人喘不过气来的一些孩子沉沦的命运。

姓名:朱昌俊 工作单位:

  客观地说,留守,还是比较中性的说法。很多时候,“被留守”实际就是“被甩脱”。不是父母甩下了他们,而是这个时代轰隆隆的列车正在无情地甩下农村,农村为了追赶上发展的步伐,又无奈地在甩下了他们的孩子。农村孩子“被留守”的个人命运,其实正是农村被甩脱的时代命运。

  20多年的民工潮,集体忽略了留守儿童

  20多年前,当民工潮在中国兴起的时候,面对大规模迁徙涌进城市的打工一族,无论是专家,还是作家、记者、诗人,都曾用抒情的笔调歌颂着这场高歌猛进的社会革命,都把农民到城市打工看作是农村摆脱固有命运、城市解决劳动力问题的一个机会。于是就有了电视剧《外来妹》的浪漫叙事,有了打工文学的奋斗抒情。然而很少有人会想到留守儿童的问题,甚至连打工者自己都不曾想到,问题会如此严重。

  这种疏忽不是偶然的,而是在“以城市为中心”的制度架构和发展思维下的必然结果。在这样的架构中,城市是中心,农村是城市的边缘和附庸,农民进城打工是为了城市的建设,他们是城市建设的工具,他们是到城市寻找赚钱机会——在这种“城市中心论”下,城市人自然只会自私地想到农民进城给城市带来的问题,而没有将乡村当作一个平等的主体,更忽略了背井离乡给乡村造成的真空。所以,“留守儿童”是在没有任何防范的情况下,出现问题后,被人们突然发现的。

  其实从农民进城打工那一天起,留守儿童就已经成为问题。可包括农民工自己在内的每个人都沉浸于“打工赚钱”、“既挣了票子,又换了脑子”的功利想象中,都停留于“进城打工每年可往家里寄多少钱”的经济算术中,将目光聚焦于城市,集体忽略了乡村自身的问题。今天蓦然回首,人们突然发现一个空心化的农村,一个沉重的留守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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