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距离经验,阐释人类学方法在民族音乐学中的运用

格尔兹“近距离经验”概念辨析

澳门新葡亰是正规的吗,音乐民族志书写作的方法范式与民族志方法论的发展息息相关,伴随格尔兹“阐释人类学”和后现代思潮的广泛影响,音乐民族志开始了将描述与阐释结合的有效尝试,并逐渐加快了与民族志同步的反思步伐。基于此,文章回到格尔兹提出阐释人类学理论、方法、实践的语境中,借鉴观念层、学统层、方法层这种明确分层的分析方式,提出关于音乐民族志书写实践中对跨学科知识论系统的转译和使用的观点。因此本文注重立足于民族音乐学,从知识论角度对“阐释”进行重新解读,按照“观念层——学统层——方法层”这样一个从普遍到具体的分析思路,就一般方法论——学科方法论——具体应用方法论对阐释进行解读,最终落实于民族音乐学学科角度。

格尔兹“近距离经验”概念辨析

民族志;方法论;学科;格尔兹;民族音乐学;阐释人类学;分析;实践;观念;音乐民族

内容摘要:经验理论是格尔茨所提倡的解释人类学的理论基石,其”近距离经验、远距离经验”的提法与”主位、客位”的人类学传统方法论模式有质的区别,是对后者在认识论层面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而中国人类学界理论研究中多种迹象表明,国内学界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存在理解和应用方面的偏差。本文从人类学理论研究的学科史、解释人类学的形成发展、格尔茨经验理论的学术真意及其重要启示等方面展开论述,厘清概念,澄清事实,以图避免不确切认识的蔓延和误导。

《民族艺术研究》2017年第4期发表董宸文章《阐释人类学方法在民族音乐学中的运用》。音乐民族志书写作的方法范式与民族志方法论的发展息息相关,伴随格尔兹“阐释人类学”和后现代思潮的广泛影响,音乐民族志开始了将描述与阐释结合的有效尝试,并逐渐加快了与民族志同步的反思步伐。在此发展过程中,音乐民族志书写逐渐产生的问题是,一方面,简单地理解“阐释”,易忽略阐释人类学知识论系统的立足点,对相关知识论系统掌握和理解不足;另一方面,不能正确地使用“阐释”,方法范式分层观念弱,易导致跨学科理论方法混同,出现不当地转译和使用。基于此,文章回到格尔兹提出阐释人类学理论、方法、实践的语境中,借鉴观念层、学统层、方法层这种明确分层的分析方式,提出关于音乐民族志书写实践中对跨学科知识论系统的转译和使用的观点。

关键词:格尔茨;解释人类学;近距高经验;社会话语;深描;

文章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阐释”的跨界:从民族志到音乐民族志;第二部分,从观念到学统——阐释的文化人类学定位与拓展;第三部分,谁在阐释:民族音乐学学统层的方法论转译;第四部分,如何阐释:音乐民族志书写的反思与新定位;第五部分,结语。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章指出,民族音乐学作为人类学/民族学与音乐学的交叉学科,从诞生之时就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整体发展状况密不可分,因此音乐民族志书写也一直与民族志书写的发展脉络息息相关。

以格尔兹为代表的解释人类学/阐释人类学,是各种民族志实践和文化概念反思的总称,他是在七十年代受当时占支配地位的帕森斯学社会理论、经典的韦伯社会学、现象学、结构主义、结构和转换语言学、符号学、法兰克福学派批评理论以及阐释学的共同影响下产生的。

在以阐释人类学为先锋的民族志反思和改良的过程中,知识论系统的不断拓展,民族音乐学在面对与人类学从事件行为层面入手的研究对象不同的音乐产品描述对象时,其跨学科和本学科的方法论范式的指导和使用中存在困惑逐渐显现出来。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描述对象的差异,人类学从行为层面入手、民族音乐学从音乐产品层面入手,由此在针对研究对象的描述和阐释中产生两个层面的呈现和对接的问题,不仅涉及学科交叉,还涉及具体分析方法的交叉。由此产生另一个方面的问题,即民族音乐学面对的跨学科的知识论系统,在借鉴和使用时如何定位、运用、吸收和转化。

因此本文注重立足于民族音乐学,从知识论角度对“阐释”进行重新解读,按照“观念层——学统层——方法层”
这样一个从普遍到具体的分析思路,就一般方法论——学科方法论——具体应用方法论对阐释进行解读,最终落实于民族音乐学学科角度,在一定程度上使跨学科的方法论转译成为可能,达成本学科方法论系统的发展和实践的创新。

对于民族音乐学来说,观念层范式常来源于文化人类学,随后在本学科进行学术转化,也产生了较多有较大影响的范式。[1]由此可见,民族音乐学在使用阐释人类学方法中产生的问题和不当,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忽略了阐释元范式层面的定位,因此我们需要在文化人类学的层面明确“阐释”从观念到学统是如何定位与发展转化的。

笔者立足于民族音乐学写作实践的角度,继续深入对格尔兹“文化的阐释”进行解读,发现一些本学科经常涉及,但在方法论转译过程中易产生误读和偏差的几个方面:

首先,格尔兹提出的“阐释”,基于阐释学的解读,对其功能重要的界定就是“理解”,也是格尔兹阐释人类学提出“对阐释的阐释”主张的立论基础。

其次,格尔兹提出的浓描作为改良民族志的一种描述方式,与传统民族志注重现象的事实描写并非二元对立关系,它们共同构成民族志不同倾向的描写。

第三,格尔兹对文化进行重新定义,重视对文化本质的界定和以人为研究主体的心理特征的解读。然而这并不能改变文化人类学作为社会科学的本质,格尔兹在分析实践中也提及,社会科学还是没有对意识形态和心理分析产生成熟的方式和认识。

第四,以格尔兹为代表的阐释人类学,其方法论系统在分析实践中结合、吸收了诸如当时结构语言学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等影响下的观念、理论。

由此可见,在民族音乐学对阐释人类学分析实践的理论方法进行借鉴时,要对方法论系统有整体性认知,不仅借鉴理论方法本身,而是学习其是如何运用综观视角去参考运用并且综合完善的,尽量避免不恰当的借鉴和转译。

格尔兹为代表的阐释人类学在相关知识论系统与分析实践中,已经体现出文化人类学意识到自己处于社会科学涉及到人文现象和心理问题的困境,承认“自己的描述与被描述的对象一样,是一个符号体系、一种文化的解释的人”。[10]民族音乐学以音乐产品作为对象,通过专门的记录和系统的分析将研究对象落于纸面,与文化人类学对行为层面的观察和分析结合,达成实证性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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